关于“釜山合符”的考古学和原始宗教意义初探

  在对黄帝文化的研究中有一种观点,依据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认为黄帝部族是半农半游牧部族。其实这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强调黄帝之所以号称黄帝是因为其有“土德之瑞”。何为黄帝的“土德之瑞”?司马迁也说的很清楚,这就是“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动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由此推断,黄帝部族是一个从事较为先进的原始农业和饲养业的部族。为此,本文拟对“合符釜山”的考古学和原始宗教学意义作一析探,这不仅有助于认识黄帝的“土德之瑞”的具体内涵,而且对于确认“合符釜山”的地望有着重要意义。请予以批评指导。

  一、釜遂地区是古黄河流域最早的原始农业的发源地

  今徐水遂城战国以前称“武遂”,《史记·赵世家》有“二年,李牧将,攻燕,拔武遂、方城”;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佚文《黄帝伐赤帝》亦称“武隧”;《孙膑兵法》佚文《见威王》有“昔者,神戎伐斧遂,黄帝战蜀禄”。实际上“斧遂”即“釜遂”,其地望就是今徐水釜山、遂城一带(见拙作《从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两段佚文看所谓“涿鹿之战”的地望》)。这说明在汉代以前徐水一带统称“武隧”或“釜遂”。《汉字源流字典》云:“‘遂’,会意字,金文从足,右上像用手播撒种子形,会边走边撒种之意”。《说文·足部》云:“遂,亡也。从足,声。”此为引申义,本义为边走边播撒种子。徐水在远古时代称“遂”,形象地反映了初始农业在这里起源的情况,徐水南庄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也证明釜遂地区是古黄河流域最早的原始农业发源地。农业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在漫长的采集渔猎生活中,经过长期观察积累了对某些植物的生长规律的认识,逐渐学会了栽培和驯化的方法。世界上两位研究栽培作物起源的先驱者德康多尔和瓦维洛夫都认为粟属和黍属农作物原产于中国,这一观点是有依据的。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作物起源中心之一,许多农作物是我国先民最早从野生植物驯化选育而成的。根据考古发现,我国新石器时代的粮食作物,在黄河流域主要是粟,长江流域主要是稻。粟,又称谷子,脱壳后叫小米。它是由一种野生的狗尾草培育而成的。

  根据民族学提供的资料,我国一些以农业为主的少数民族在解放前还从事着刀耕火种的比较原始的农业生产,这是史前原始农业的孓遗。所谓“烈山氏”的“烈山”就是“烈山泽而焚之。”华北地区古环境研究表明,在“七、八千年前的太行山脉及其以东的山地丘陵都为森林灌丛所被覆,而且有较大的竹林。”先民们把“火猎”(用火焚烧山林杂草,用于驱逐野兽,缩小包围圈便于猎杀的一种方法)运用到原始农业上来,在过火烧掉山林杂草之后,用石斧清除掉林木的根茬,再用尖木棒挖穴点种。古人把“开发山林叫做‘辳’,开发土田叫做‘農’”(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437页)。“遂”字就是初始农业“挖穴点种”真实写照。距遂城仅二十公里的南庄头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遗址(距今10500——9700年),出土的木棒、石磨盘、石磨棒以及植物的种子和茎、杆、枝叶就充分印证了这里是原始农业的发源地。尖木棒有悠久的历史,最初是采集用的工具,原始种植业出现以后,尖木棒又做为挖穴点种的农具。鄂温克和鄂伦春族人,在1949年前还以采集渔猎为生,他们把一根长一米许的木棒,一端砍为尖形,并经烤制,使之结实、锐利,用来挖掘植物的根和块茎,称之为“乌勒文”,汉语为“掘土棒”的意思。独龙族过去流行刀耕火种时,其农具亦无犁锄,所种之地,惟以刀伐木,纵火焚烧,用竹锥地,点种苞谷。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独龙族的尖木棒,长120厘米,直径5厘米。南庄头遗址出土的木棒,证实了斧遂地区先民用木棒“挖穴点种”,“边走边撒种子”的劳动过程。

  南庄头遗址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是南庄头人谷物的加工工具,是这一地区1万年前农业起源的标志。当然,在距今1.8万年前的山西沁水下川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中也出现了石磨盘。专家们认为“这可能是当时人们采集加工野生谷物所用,但也显露出了谷物种植的先兆。”而象南庄头遗址这类工具定型化,则是农业发生以后的事。

  在釜遂地区最早出现农业起源,是有其历史必然因素的。在旧石器时期晚期,距今2万年前后,涞水晚期智人和山顶洞人遗址中都发现了骨针,不仅显示了这一时期的先民磨制、钻孔纯熟的制作技术,也表明了他们已经用兽皮缝制衣服御寒了。南庄头遗址虽然没有发现骨针,但出土的骨锥残长达24厘米,至今仍然非常锐利,这也是缝制皮衣所必须的工具。这一地区先民的这一进步,使他们陆续走出山洞,走出燕山、太行山,来到古黄河与燕山、太行山麓之间的台地上谋生。这里是由古黄河、海河水系洪积、冲积而成,海拔在五十米以下,成扇面形向渤海湾倾斜,排水条件好,地下水资源丰富,河网密度大,洼淀分布多。这与南庄头遗址呈现的古地貌是相吻合的,南庄头遗址处于坡形湖岸上,属湖相地层,地层剖面证明该遗址远古临近沼泽、湖泊。由于该地区为洪积、冲积平原,属于次生性土壤,主要成分是有多种矿物成分的沙土和蚌壳、植物腐殖质,非常肥沃。土壤结构松散,透水性好,利于原始掘土农具翻耕,以上条件使这里的农作物的收成高于其他土方。

  原始农业的出现,是人类改造自然所取得一个巨大成功。文明的产生与农业的发展息息相关,釜遂地区是中国农业出现最早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部曲与三模式》中说:“燕山南北地区由氏族向国家的过渡所以较早,与这一地区的沙质土壤易于开发有很大关系,即是《禹贡》上所说的冀州‘厥土曰白壤’,不论红山文化还是赵宝沟文化,都大量使用一种适应沙壤开垦的大型石犁(或叫石耜)。这种桂叶形大石器只能用来开垦疏松的沙壤,开垦中原地区的那种较坚硬的黄土不行,开垦南方的红壤更不行,在南方我们所见到的农垦工具是类似现代的十字镐那种工具。北方的沙壤易开垦,所以社会发展较快、较早。”釜遂地区也正是如此,距南庄头不到二十公里的易县北福地遗址,第一期遗存的年代为距今8000——7000年,属新石器时代中早期文化,与燕山南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冀南的磁山文化时代相当。第二期遗存的年代距今7000——6500年,稍早于仰韶文化。在该遗址祭祀场出土了大量的砍伐林木和加工木器用的石斧、松土或翻土的石铲。石铲为长条形,两端有圆弧刃,可能是直接用手握着松土的,一端的刃钝了再换另一端使用。有的石铲一端刃宽,一端刃窄,可能用于不同的用途。石斧、石铲出土的数量多,说明了当时的人们在农业上已经懂得并普遍实行翻土,也就是说当时的农业已进入了锄(耜)耕阶段,同时也反映了田野的垦辟比以前扩大了。特别是在祭祀场出土的石器中,发现一件通体磨光、制作精致的大型石耜,长46厘米,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形体最大的石耜,显然它不是一件实用的石耜。而且从它的造型和河姆渡二次发掘发现的木耜相比较,木耜残长20.3厘米,有三角形捉手,耜体残宽6厘米,厚1厘米,形制类似后世除草培土用的小铲。而北福地出土的石耜是由耜向犁过渡的形制,刃部由铲形变成了尖圆形,正像苏秉琦先生所说的“桂叶形”,适于耕地翻土。把这样一件大型石耜(石犂)作为祭祀偶像,这表明在新石器时代中早期,釜遂地区就先于其他地区出现了发达的锄耕和犁耕农业同时并存的情况,体现了当地先民对犁耕农业的向往和提高农业生产率的祈盼。犁耕的出现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必须在锄耕的基础上推行,如果土地没有经过锄耕开垦成熟地,根茬的妨碍不可能实施犁耕的;二是需要人们具有一定的力学和机械知识才能发明犁耕。大型石耜在北福地遗址的出现,说明南庄头人进化到北福地人,他们的智力和创新能力也都走在了同时期的前列。

  从这一地区的考古资料来看,由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南庄头人类文化遗址(距今10500——9700年),中经北福地遗址(距今8000——6500年),至徐水文村仰韶文化早期遗址,金家坟仰韶文化遗址,遂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早商时期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再到瀑河雪山一期文化遗址,正如科技史考古专家原思训先生所言“这一地区的考古文化中间没有缺环”。考古文化没有缺环,是由于这一带的居民生活没有大的间断。说明自新石器时代以来,釜遂地区由于原始农业起源早,而且领先发展,带动了饲养业、建筑、制陶、纺织等手工业形成和发展,并促进了史前科学、医学、天文等知识萌芽,营造了稳定发展、传承有序的主客观条件,没有发生较大规模的饥馑、疫病和人口流亡。这种情况绵延几千年,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督亢”之所以成为天下闻名的膏腴之地,其前提就在这里。

  二、釜遂地区陶釜的生产与釜山得名

  从世界史前考古资料来看,无论在西亚、北非,或是中美洲和中国,陶器的发明均出现于农业起源之后。这是因为制陶业与农业的关系十分密切,农业使人们对土和火有了更加频繁的接触,刀耕火种,定居饮食,都加深了人们对火和土的了解,从而促进了制陶技术的产生和兴盛。南庄头考古遗址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的出现,说明粟作农业发展到了一定规模,谷物产量增加了。这就必然会推动饮食炊具的改进,引起人类饮食方式的革命。

  釜山何以称为“釜山”,与陶釜有直接关系。其山像釜,故名釜山。其山像某物,人们才约定俗成的以物名山(关于先民祭祀釜山的原始宗教的含义,我们后面还要谈到)。“釜”的原字为“鬴”,陶釜有两种类型,一是炊具锅,以“鬲”为偏旁说明最早的锅不是金属制作的,而是陶制的;二是古代的容量单位,六斗四升为一鬴。周谷城先生在解释“庶”字时曾说过:“我以为人类生活中,最早出现的锅子,并不是可以盛水煮食的金属器物,而只是可以用火烧烤烤食的石头”(《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421页)。由用石头烧烤食物发展到用陶釜煮制食物,这是人类饮食方式的革命。所以说陶器的发明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一项重要成就,也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

  从目前新时期时代的考古资料来看,南庄头遗址应当是我国最早烧制陶釜地方之一。其科学根据一是前面已经谈到,南庄头遗址是古黄河流域最早的农业起源地,为制陶业的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二是尽管南庄头遗址发现的50多片陶片极为破碎,难于复原完整的器物,但是这些陶片一类是夹砂灰陶,常掺和蚌壳末、石英粒,另一类是夹砂黄褐陶,这说明南庄头人已经掌握了陶土的选择、掺和砂粒等技术;三是最早的陶器一般都是在露天下烧成的,没有陶窑,烧成温度一般较低,都是氧化焰,所以陶器基本都属于红陶,而南庄头遗址发现了疑似陶窑,陶器颜色也非红陶,证明南庄头人制陶已有了一段时间的实践;四是在遗址中发现了灶塘,而且考古报告说“部分兽骨颜色较深,有明显的蒸煮特征”。既有灶塘,又有蒸煮兽骨行为,所以必然会有陶釜;五是我国古代手工制陶的主要方法是泥条盘筑法,这种方法所制作出来的器物底部一般为圜底,如覆釜形。基于以上情况,我们有理由说,南庄头人制作的陶釜形似釜山,他们以自己制作的陶釜命名居住地附近的山,以便区分周围的物种,辨别周围环境的方位。换句话说,“釜山”之名已经有万余年的历史了。

  这种圜底釜在釜遂地区是传承有序的典型器物,北福地遗址第二期出土的陶器就是以圜底釜为典型器物;徐水文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配有支座的圜底釜;在徐水北龙山(商、周、汉)文化遗址、大马各庄一号(商、周、战国)文化遗址、巩固庄(商、周、汉)文化遗址都有出土。陶瓷史常识告诉我们,大约在仰韶文化中期制陶业出现了可以转动的慢轮,俗称转盘,它是快轮的前身。徐水一带制陶业施行慢轮泥条盘筑法制陶,笔者认为应在文村仰韶文化遗址时期。文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带支座的陶釜器型外表比较规整,造型比较对称,壁厚均匀,和支座接触面相当吻合,这些特征可以证明文村遗址出土的带支座的陶釜为慢轮泥条盘筑法所生产的。文村遗址属仰韶早期的文化遗存,证明这一带的制陶业也是率先于其他地方实行了慢轮制陶法。和犁耕农业一样,此地的制陶技术也走在了同时代的前列。

  三、黄帝“合符釜山”的原始宗教意义

  “合符釜山”《史记·索引》云:“合诸侯符契圭瑞,而朝之于釜山”。《索引》认为“合符釜山”有两项内容,一是“合符”,“合诸侯符契圭瑞”;二是朝谒釜山、祭祀釜山。由此可知,黄帝“合符釜山”有其特定的含义,对此我们应当从当时的原始宗教的角度作出深入的研究。

  诚然“釜山合符”是一件意义重大而庄严的政治活动,它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前奏。“合符釜山”不仅是“合符”,同时举行华夏各族共同祭祀釜山,同样是一件神圣而隆重的宗教活动。黄帝不仅把“合符”安排在釜山进行,而且还要祭祀釜山,这体现了黄帝部族虔诚的原始宗教观念。为什么这么说呢?结合前面的分析,笔者认为黄帝部族对釜山的祭祀即是对粟作农业和陶釜的宗教崇拜。粟和陶釜是使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台阶,尤其是釜遂地区先进的粟作农业满足了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而且有了剩余,使人们的生活有了比较稳定的保障;二是陶釜的发明和使用使食物的味道变美,增多了熟食的方法,扩大了熟食的种类,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三是熟食可以大大缩短食物的消化过程,并且使食物中的许多营养成分容易被人体吸收,从而有力地促进人类大脑、身躯和其他器官的发育,降低了疾病的发病率,有助于增进健康。釜遂一带的先民对于粟和陶釜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是有切身感受的。这种亲身感受使他们产生了对粟和釜的神化感和自然宗教崇拜。

  考古发现,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山顶洞人正处在由原始人群走向母系氏族社会,就已经产生了某些宗教观念。随着原始人类思维能力的改善和感情世界的扩展,他们把充满生气的运动变化着的世界,如日月运行、昼夜更替、风吹雨降、电闪雷鸣、江河奔流、鸟翔兽走等,看做同自己一样,有活的生命、感情和意志,这就是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形成普遍性的物活论的观点。由物活论发展到万物有灵,原始自然宗教便出现了。在原始宗教的支配下,人们对自然物和自然力怀有神秘感、敬畏感、依赖感。在这方面我国新石器时代从早期到晚期,考古资料提供的自然宗教崇拜遗迹十分丰富。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得知,在中国先民眼里,自然界是一个充满神灵的世界,祭拜自然神灵是先民物质与精神生活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国古文献中有许多关于先民祭祀自然诸神的记载,《尚书·尧典》说:舜“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东汉马融说“六宗”指天地四时;贾逵说“六宗”是“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周礼·春官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狸沈祭山林川泽,以畐辜祭四方百物。”到后来,自然界的各种神灵逐渐脱离了自然物的原型,进一步被人格化为活灵活现的人形神,并获得专有称号。历史文献在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如驭日之神为羲和,御月之神为望舒,水神为河伯,风神为飞廉,火神为祝融、云师为丰隆等,而且还衍生出许多美丽动听的神话传说。

  先民崇拜自然神灵的动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为了感恩,二是为了消灾盼福。《国语·鲁语》云:“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这两个方面的动机,又表现为古人企图改善自身生存条件的热切愿望和对自然的尊重。崇拜自然诸神完全是为了人的生产和生活,所以自然宗教的祭祀活动总是与生产活动相联系相伴随,成为物质生产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崇拜看起来是自然神灵为中心,是人向神顶礼膜拜,实际上是企图通过祭献牲礼影响自然力,使之为自己造福,崇拜的对象和方式是以人的需要为转移的。同时也要看到,在人们控制自然的能力低下,在对自然规律缺乏了解的情况下,这种宗教祭祀借重于神灵的威慑力量,可以起到增加信心,组织生产活动、安排生产程序,使之不违农时,并保护自然生态的积极作用。

  根据我国古籍记载,被古人神化和崇拜的植物,首先是与农业有关的桑树和谷类植物,其次是桃、苇、菖蒲等被迷信为能辟邪驱鬼、在巫术上起作用的植物。崇拜谷类植物说明,这些古籍所反映的是农业生产出现以后的植物崇拜。《孝经纬》云:“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阔不可尽敬,故封土为社,以报功也;稷,五谷之长也,众谷不可徧祭,故立稷神以祭之。”应劭在《风俗通义·祀典》中也说:“稷者,五谷之长也,五谷众多,不可遍祭,故立稷而祭之。”稷,即粟,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稷是釜遂一带最早挖穴点种的谷物,在五谷“粟、黍、稻、麦、菽”中,稷是釜遂一带人民最早神化的的谷类植物,自然在祭祀谷神时它就成了诸类谷神的代表。距今5000多年的红山文化辽西东山嘴发现了平台式祭坛,其建筑形制如《周礼》、《礼记》、《五经通义》等古籍记载社坛中间设方坛,四周砌有垣墙,不设屋顶。祭坛还出土了若干孕妇陶塑像。有专家认为这是农业祭祀遗址,祭祀土地和谷物的生殖能力,孕妇陶像是把土地和谷物的生殖能力形象化,反映出先民祈盼生产、生育的双丰收。

  在五帝时期,因为稷是五谷之首,又是谷类神之首,因而将管理农业的官员叫做稷,从而加速了稷神完成人神化的过程。例如《尚书·舜典》云:“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孟子说在唐尧时代,“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孟子·滕文公上》),孟子在这里所指的就是发生在包括釜遂在内的古黄河下游地区的情况,由黄帝过渡到尧为首领的时候,发生了洪水灾害,经过大禹治水战胜洪灾,后稷又领导人们重新恢复农业生产渡过灾荒。《淮南子·人间训》也记载了这一地区当时的情况,由于洪灾,造成“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垦草,粪土种谷,令百姓家给人足。”由于稷类农作物和稷官与人们生存福祉息息相关,人们念念不忘稷神在文明发展中的恩德,把稷美化成对农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农业世家。《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海内经》又说:“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始作牛耕。”所以在五帝时期,稷是人民不可或缺的崇拜的对象,非同一般的祭祀神灵。

  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崇拜山峰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山峰高大雄伟,奇峰险峻,具有人们难于接近的神秘性。这样的山峰常被古人看作神灵之所聚,或者是通往天堂的道路。我国许多古籍都有神化高山的记载,《山海经》把很多山岳都说成是神仙和怪兽居住之所,如说昆仑山是“帝之下都”(《西山经》);《海内西经》又说昆仑之墟方八百里,高万仞,有九井,以玉为櫶,有神守护,百神所在。《淮南子·地形训》又云:“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为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为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这种对山岳的神秘性所幻想出来的迷信,导致对山岳的宗教崇拜。二是山峰奇特的形状和山中特殊的物产,引起人们把它幻想为某种神灵的化身,或认为有一个神灵在守护、管理着山中的物产和财宝。幻想山峰为某种神灵,常与山峰的形状有密切关系。山峰像虎头,就迷信它是虎的神灵,山峰像人,就把它和某个神话人物联系起来,迷信它是某神的的化身,向它礼拜。釜山的山形像这一带出产的陶釜,就把釜山迷信为主管陶釜神灵的化身,认为是釜山的神灵恩赐给了他们陶釜,使他们享用着熟食,吃上了小米饭,使他们过上了令其他地方的居民羡慕不已的好日子。因而当地居民认为釜山是他们命运的主宰,他们感恩釜山的神灵,顶礼膜拜釜山的神灵,隆重祭祀釜山的神灵,愿釜山的神灵世世代代永远保佑他们。从南庄头人一直到五帝时代,这种观念在当地居民中根深蒂固。几千年来,人们敬畏釜山,迷信釜山,依赖釜山,从中找到了一条协调人与釜山之间关系的途径,即定期的祭祀釜山。这就是在新石器时代中,釜遂地区一直是粟作农业的中心地区之一的原因,这也是陶釜始终是这一地区制陶业的典型器物的根本原因。

  现在我们再回到原点上,什么是黄帝的“土德之瑞”?《说文·土部》云:“土,地之吐万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物出形。”土者,吐也。在黄帝看来,土地是生命之源,是人们赖以生存的资源。稷和釜都是土地的产物,给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福瑞。因此,黄帝部族崇尚土地,感恩土地,视土地如生命。黄帝合符釜山,祭祀釜山,是黄帝部族膺服“土德之瑞”的宗教形式。《礼记?郊特牲》云:“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我国自古就有“地种三年亲如母”的古训,这大概是从南庄头人到黄帝部族,一直到今天整个炎黄子孙共同的心理情结、共同的乡愁,是我们尊重自然、保护耕地,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的思想源泉。

  综上所述,黄帝部族“合符釜山”是其秉尚“土德之瑞”的原始宗教信仰所举行的祭祀活动。这一信仰氤氲于新石器时代古黄河流域的釜遂地区,釜遂地区不仅是农业起源最早并长期领先发展,而且还是陶釜为典型器物的故乡。通过对“釜山合符”的考古学和原始宗教意义的探析,黄帝部族生活的经济形态及“釜山合符”的地望就不言自明了。
责任编辑: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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